四、閩國甘棠港直達福州

　　開辟甘棠港是為了招徠蠻夷商賈。商船到達長樂黃崎澳一帶進入甘棠港，黃崎澳口一帶古又稱南交(南郊、南茭)，也是陳塘港的一個出海口。進入黃崎澳口沿陳塘港水道西行即可到甘棠街(今金峰)等處交易。從甘棠街折向西北，經潭頭、テ石(今文石)(“テ”音“儼”yǎn，意為“就山崖作成的房子”，字形后來也混同作“廣”，音yǎn，一些辭書也有收錄，非“廣”的簡化字。常被轉抄為廣石，或寫作崖石，即今文石，屬長樂潭頭鎮(zhèn)。)一帶即進入閩江南港。這條穿越長樂的江海通津的水道便是閩國甘棠港。商賈到來，船集福州城下，“百貨隨潮船入市，萬家沽酒戶垂簾”。

　　《三山志》對于從南交航行到福州有詳細記載。《三山志》卷六地理類海道潮信云：“【七潮】泊慈澳(敕號慈孝洋)。【八潮】轉南交，山峙海中。(港內沙淺，大潮二丈六尺，小潮丈有九尺，最為險厄。舟人多于慈澳候便，及晨潮，方挾櫓而濟。便風，則自外洋縱繂。偽閩時，蠻舶至福州城下。國朝以南交之險，遂置司溫陵，時有飄風入港者)。嶺口鹽埕(于歷嶼頭、永豐、石馬、砂坑、鄭胡、閭山)，歲納二百四十二萬斤(舊三百萬斤)。陸運二十里，避南交之險，輸長樂倉。”

　　陳塘港名稱始于隋代。自陳塘港開通后，經歷代開挖疏浚，連通長樂北部大部分的港道湖泊，構成了長樂北鄉(xiāng)重要的航運和水利體系。陳塘港出海口的南交本是海，唐天寶五年(746年)沙合，唐大歷間重辟成港。《三山志》記載，閩國時船舶多經南交而達福州城下。南交終因泥沙淤淺而致險厄，到宋代福州市舶司移置溫陵，黃崎澳甘棠港雖逐漸衰落，但仍可航可漁。

　　淳熙九年(1182年)成書的《三山志》成書時距甘棠港開辟已二百八十多年，二百多年后的甘棠港因泥沙淤積水淺而致險厄，大船須等漲潮水深時才能航行。每天船舶在慈澳(后來乃至現在多作“磁澳”)候潮，等漲潮時從南交陳塘港水道穿越長樂進入閩江。從陳塘港水道入閩江，這航線一直延續(xù)到現代。乾隆《福州府志》對南交航行的記載與《三山志》基本相同。2014年4月我們到連江的黃岐等地走訪，連江縣一些行船的老水手證實前些年到長樂，輪船還從閩江經五門閘進潭頭到金峰到華陽等處。

　　弘治《長樂縣志》卷二云：“陳塘港在縣治東北四十里，其水源上自梅花江而來，下會東西二湖，并七十二洋之水，深闊數丈，長十余里。溢則開斗門歸弦歌里溝及花林溝竇，以達于海。”

　　又云：“卓嶺港在縣治東北三十五里，舊有港從黃崎東入于海，為沙所壅，淹田數十頃。宋元祐間開港植草，培沙為堤，南由黃埕經牛山下小郊入于漳港塘。卓嶺亦有港，泄水而西，厥后俱廢。元大德元年縣達魯花赤浚卓嶺港，經后屯、甘敦入陳塘港，然地勢稍高，僅泄水三分之一，余田今猶淹沒。”

　　唐大歷間(766-779年)疏辟陳塘港，“外達海口，內則縣東北諸路水道之所會歸而相吐納，其利不僅于能蓄，而亦在能泄”(清光緒初長樂知縣徐承禧文)。所云“外達海口”，就是達南郊港，就是達黃岐澳、門口澳，位在棋山與青嶼貓山之間。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六云：“又東北有磁澳江，中有孤山峙海中，分東西南北四澳，可避風，海舟常泊此。《志》云：府東有洽嶼澳。又東有仙岐、漳港、門口、黃岐等澳。又有漳坂澳，皆海潮洄洑處也。”

　　除了從黃岐澳經陳塘港進入閩江的便捷水道外，順風時也能走外洋(即《三山志》所言“便風，則自外洋縱繂。”)，繞過長樂東北角的梅花由閩江口外進入南港。

　　閩江水至瑯岐島分為南北兩港。有人認為南港雖寬，中有積沙，大船無法通行，只能走北港瑯岐門，意思就是長樂一側的南港千百年來都不能通行大船，只有瑯岐門是大船進出閩江的唯一通道。這完全是以現在的情況去硬套千年前的地理形勢。千年前南港港闊水深，是主航道，北港狹窄多礁，是次航道。南港積沙是經過長期淤積和人為堵塞而形成，即使到近現代，漲潮時仍能通行大船。1931年版《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就云：“梅花江，在福建閩侯縣東，瑯島之南，即閩江下游入海之南口也，潮漲水面頗寬，潮落時礁石與沙隨處皆是，淺者僅三四尺，大船不能行駛，然大潮時即水淺之處深或二十余尺，亦由海入口要港。甲申之役，法人由梅花暗渡，直窺馬江，長門炮臺遂至不守。”

　　抗日戰(zhàn)爭前期，為阻日寇軍艦，曾征集數萬立方米大石塊沉于閩江南港，在港道水下砌石墩構筑南港梅花封鎖線。為取石堵江，多地城墻被拆毀殆盡，許多運石船連船一起被沉于南港。若南港不能通行大船，又何需花大力氣沉石鎖江?抗日戰(zhàn)爭前還能通行大船，更何況在泥沙淤積較少的千余年前?《三山志》的“便風，則自外洋縱繂。”也明確說明南宋時南港可以暢通大船。

　　五、幾部古籍關于甘棠港地點的記載如何理解

　　孫光憲的筆記《北夢瑣言》記載劉山甫祈祭甘棠港的文字凡兩見。

　　卷二云：“葆光子嘗聞閩王王審知患海畔石碕為舟楫之梗，一夜夢吳安王【即伍子胥也】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才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觀焉，見海中有黃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于泛涉。于時錄奏，賜名甘棠港。”

　　卷七云：“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閩王瑯琊王審知思欲制置，憚于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于賓僚，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內靈怪具見。山甫乃憩于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愚嘗略得披覽，而其本偶亡，絕無人收得。海隅迢遞，莫可搜訪。今之所集，云聞于劉山甫，即其事也，十不記其三四，惜哉!”

　　孫光憲，字孟文，號葆光子，生于唐末，卒于乾德六年(968年)，《宋史》有傳。《北夢瑣言》所記甘棠港，書中交代了材料的來源，王審知派劉山甫祈祭甘棠港，劉山甫的《金溪閑談》親記其事。孫光憲曾閱讀過該書，后書佚，無從再得，只憑印象將其中材料收錄于自己的《北夢瑣言》中，十不記其三四。孫光憲生活年代很接近于劉山甫活動的年代，材料也來源于劉山甫之書，其可信程度僅次于劉山甫原文，其地點作“福建道海口黃碕岸”，“海畔石碕”，所記與長樂甘棠港情況相符。

　　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編成的《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三·神二十三“王審知”條云：“福州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王審知為福建觀察使，思欲制置，憚于役力。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言于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祭，祭未終，海內靈怪具見。山甫息于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具載其事。(出《北夢瑣言》)”

　　此注明“出《北夢瑣言》”而與《北夢瑣言》原文小異，地點則按實際直接落實到“福州海口黃碕岸”。

　　洪邁筆記《夷堅乙志》卷八：“紹興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從東南漂來，載三男子一婦人，沉檀香數千斤。其一男子，本福州人也，家于南臺，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浮行，得至大島上。素喜吹笛，常置腰間。島人引見其主，主夙好音樂，見笛大喜，留而飲食之，與屋以居，后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語不相通，莫知何國，而島中人似知為中國人者。忽具舟約同行，經兩月，乃得達此岸。甘棠寨巡檢以為透漏海舶，遣人護至閩縣，縣宰丘鐸文昭招予往視之。……”

　　福州南臺男子出海失事流落海外十幾年后返福州，自然知道駕舟直接至長樂甘棠港也就是福州甘棠港回家。長樂甘棠寨巡檢以為是逃稅的船舶，且船主是福州南臺人，故移送至郡治閩縣處置。“護至閩縣”正說明從長樂甘棠寨巡檢司送到閩縣衙署。這是紹興二十年七月之事，查《宋史·洪邁傳》，洪邁時任福州教授，這是他親見親歷親記之事，記載不會有錯。

　　《輿地紀勝》云：“甘棠港在閩縣，舊名黃崎港，先有巨石為舟楫之患，唐天祐中閩王命工鑿之，忽然震碎，敕改。”

　　《輿地紀勝》是南宋王象之私家撰寫的地理總志，成書時距甘棠港的開辟已三百余年，書中云甘棠港在閩縣。當年閩國開辟的甘棠港此時已經衰落，王象之未到過福建具體考察，他據前人所記“福州海口黃碕岸”、“福州甘棠港”，而把位于長樂黃岐澳的閩國甘棠港認在與長樂山水相連的閩縣范圍內是完全有可能的。

　　徐火勃《榕陰新檢》也云甘棠港在“福州海口黃岐岸”。徐火勃，閩縣人，藏書家，以博洽名一時，明史有記。《榕陰新檢》所載多閩中事，大旨表彰其鄉(xiāng)人也。此云甘棠港在“福州海口黃岐岸”，則是對甘棠港在福州出海口長樂黃岐澳的進一步確認。

　　王應山《閩大記》卷之二“記”云：“乾寧五年，福州黃崎江雷震水中巨石，碎之。”這是記載甘棠港的開辟，且讓其從神話回歸到現實，歸結為自然現象所致。這里記載地點是“福州黃崎江”，也就是長樂黃崎澳。王應山，侯官人，博覽群書，無意功名，足跡遍歷八閩，萬歷九年(1581年)纂成《閩大記》，明史有記。

　　萬歷《福州府志》卷七十五“時事”更明確記載：“乾寧五年，黃崎港雷震水中巨石，碎之，海船利涉，人謂審知德政所致，號甘棠港。”且在卷七十六“叢談”引有《夷堅志》福州甘棠港事。

　　以上皆明確說明甘棠港在福州黃崎，也就是長樂的黃崎(岐)澳。

　　(作者 林廉 高宇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