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子在彎彎曲曲的山間水泥路上行駛，路兩旁一人高的蒿草開出淡淡的白色小絮花，正隨風輕輕地搖曳著。每一次返鄉(xiāng)，無論是坐車還是徒步，望著眼前逶迤而過的群山，總覺得既熟悉又陌生，有一種莫名的感懷縈繞心中。

　　這大山，這大路，帶給我太多的回憶。雖然我從小就生活在外祖母家里，但由于離故鄉(xiāng)不上二十華里，還是經常來來往往于其間。從小我就看慣了房前屋后的青松野花，看慣了如獸脊一般的山脈和潺潺有聲的溪流。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后，正逢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我亦以回鄉(xiāng)知識青年的身份回到故鄉(xiāng)參加農業(yè)勞動。

　　那是一個貧窮而艱辛的年代。而地處山區(qū)的故鄉(xiāng)更是比平洋地區(qū)艱苦十倍。我們耕種的是梯田，上梯田與下梯田往往相距一二丈高，長著濃密的雜草，是毒蛇野蜂的棲息地，稍不注意就會受到它們的的襲擊。

　　但這還算不了什么，更叫人覺得累的，是鄉(xiāng)親們常常為爭取最起碼的生存條件而爭執(zh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十分緊張。白天，由生產隊統一安排農活;晚上，全生產隊的人，就圍在馬燈旁評定工分。有時為爭一個工分，會喋喋不休地吵鬧到下半夜，而一個工分才值五六分錢。

　　像我這樣的新手，田里的技術活干不了，重體力活也干不了。適合我干的，唯有放牛。每天太陽出山后，我就趕著生產隊里的七八頭牛往深山里走去。我倒十分喜歡放牛，因為我可以利用放牛的閑暇看一些書，或寫一些詩。每天出去，我總要背著一大包的書，里面塞滿了我喜歡看的《普希金抒情詩》、《海涅詩選》等經典名著。我的這種舉動，常引來四鄰怪異的眼神。有一次，我看書太入神了，有兩只淘氣的小公牛趁我不注意時，躥到生產隊的稻田里，吃去了一大片的青苗。這可惹了大禍，生產隊扣了我一個月的工分。

　　那時的生產隊基本上為那些強勞力所把持，怎么評分，評多少分，幾乎都是他們說了算。像我這樣的讀書人常為他們所不恥，打心眼鄙夷你，并在評分上打壓你。從雞叫干到鬼叫，一天還掙不了四五角。一年干到頭，竟換不回一份口糧。每到分口糧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家最難堪的時候。母親拿著條口袋，倚在生產隊倉庫的門邊，看著人家分了口糧回去，而她卻要等到最后“另外處理”。此時母親的眼睛總是充滿無奈和悲涼。

　　那時，我常為自己的無能而自責。記得有一年夏收，天剛朦朦亮我就下地割稻子。到太陽出來時，我已收割了一大片。接下來，必須將稻子挑到打谷場去脫粒。試了試一擔的稻谷，覺得超重了許多。可看到別人挑起就走，我也只好硬撐著挑起來，一路蹣跚前行。當要跨過一步寬的水溝時，我怎么也邁不過去，肩上前后兩捆稻谷如兩座大山，早壓得我喘不過氣。躊躇許久，我只好咬緊牙關一使勁，伸腿跨過溝去。誰知前腿剛跨過去，后腿卻無力收回來，一個趔趄，摔倒在溝。當我從滿是污泥的溝里站起來，禁不住悲從心來。想不到十年寒窗苦讀，竟斯文掃地，淪落到如此田地，兩行熱淚禁不住潸然滾下……這一幕,像烙印一樣打在我的腦海之中，每每想起，都會不寒而悚。

　　后來，母親見我實在干不了農活，就想辦法托人在村小學為我找了個代課的工作。雖說月工資有24元，卻是永遠都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這是一個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山村小學，全校除一名姓郭的公立老師外，就我和另一名代課老師。全校學生不上五十人，分三個教室上課。教室里的課桌椅多是短胳膊缺腿的，有的甚至用繩子捆扎勉強支撐，稍不注意便會砰然倒趴。即便如此，我還是非常熱愛這份工作，因為它讓我擺脫了繁重的體力勞動，終于能夠發(fā)揮我的文化特長了。

　　正當我躊躇滿志，一心想干好這份工作時，卻接到學校的“解聘”通知。這個通知像一盆冷水從頭潑下，讓我渾身上下冰涼透頂!要知道，我在這個學校才教一個星期的課呀!我百思不得其解，去找郭老師尋問原因。郭老師苦笑著說，這是大隊領導的旨意，學校只是奉命行事。又過了一周后，大隊支部書記的女婿頂替了我的位置.我?guī)е鴿M腹的屈辱又回到了地頭，默默地忍受著他人的白眼與譏諷……

　　一年后，我的一個同學的哥哥，在莆田地區(qū)進修學校工作。他聽了我的遭遇之后，很是同情。在這之前，他曾在報刊上讀過我寫的詩歌，認為我是一個“人才”，便有心幫助我擺脫困境。當時福清長樂都屬于莆田地區(qū)管轄，他說長樂缺代課老師，問我愿不愿意去長樂代課。困境之中的我，猶如見到一縷光明，便滿口應承了下來。

　　1978年8月里的一天，我走出了被重山包圍的小山村……

　　來到長樂，先是代課，當民辦，接著轉正、調出，后來到市報工作，一呆就是四十多年。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我的思緒總是常常回到這一片故土。從那段艱辛的人生歲月中汲取不斷支持我奮力向前的精神營養(yǎng)。可以這么說，她已經成了我須臾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園。

　　(本文原載《世界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