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593年，50歲的陳振龍頗為艱辛地把“朱薯”藤條帶入家鄉(xiāng)福建時,，他一定不知道,，小小一根藤條將會在塑造“老大帝國”的過程中,，充當至關(guān)重要的角色,。

　　萬歷六年(1578年),，當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畝,、登記戶籍,、推行一條鞭法時,，來自這個南方省份的消息讓他“驚詫莫名”、“悲意頓生”：洪武二十六年全國性人口普查時,，福建已有81萬5千余戶、391萬6千余口;近二百年“生齒漸繁”之后,，這個省份的在冊臣民,，僅僅剩余了51萬5千余戶,、173萬8 千余口,。短短幾代人時間,，戶口銳減了接近六成,。

　　戶口的急劇萎縮,，固然出于民間的隱匿瞞報，也折射了這個省份的尷尬境況,。令人驚訝的是，又二百余年后,，清道光十四年(西元1834年),，福建依舊災荒不斷,、瀕臨破產(chǎn),，它的在冊人口卻達到空前的1500余萬,，增長九倍以上,。與此同時,，全國性戶口也激增七倍左右，達到了驚人的4億900萬,。

　　如此巨大的起伏,，遠遠超出了前代經(jīng)驗,。普遍認為,，人口激增是那個麻木蒙昧,、無力自拔的“老大帝國”時代的主要成因之一;而在這一人口曲線的背后,，隱藏著許多外來農(nóng)作物的身影。其中包括番薯,。

　　引種

　　番薯的引入中國,，源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這一年春天,，在呂宋島,，當一種叫“朱薯”的農(nóng)作物進入陳振龍的視野時，他定然會回望四千里水路之外,，家鄉(xiāng)福建那漫山遍野的紅土地。

　　這一年,，陳振龍50歲。他出生于福州府長樂縣的一個中產(chǎn)家庭,，年輕時考取過秀才功名。然而,，在他生長的年月,，一方面是科舉艱難,、“仕途壅塞”,，另一方面,，經(jīng)商風潮彌漫于東南諸省,，“中產(chǎn)子弟,，什五游食在外”,。不知道什么時候，陳振龍也開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往來于閩省,、呂宋之間”,。

　　大批閩商前往呂宋,，和西班牙人密切相關(guān),。在此之前，呂宋僅有華僑“約百五十人”,。1571年西班牙船隊征服菲律賓群島后，大量采購生絲,、棉布,、陶瓷等中國商品,。短短二十余年之內(nèi),，“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shù)萬人”(《明史-呂宋列傳》),。

　　西班牙人帶來的,，不僅有滾滾銀幣,，還有原產(chǎn)美洲的一些農(nóng)作物,。史料記載,，朱薯進入?yún)嗡?，約在1565年。征服諸島后,，“紅夷常患糧米不足”,，于是大規(guī)模推廣種植。到1593年,，這種開著淡紫色小花的藤本作物，在呂宋已“被山蔓野”,。陳振龍看到,，當?shù)赝林半S地掘取”,、“以佐谷食”(《金薯傳習錄》),。

　　朱薯價格極賤,，并且極易引種,，尺許薯藤便可“隨栽隨活”,。然而,，將薯藤帶出呂宋,，頗費了陳振龍一番周折?！督鹗韨髁曚洝酚涊d：西班牙人“珍其種,，不與中國人 ”,，他們還在海關(guān)層層盤查,。賄賂當?shù)赝林?、“得其藤?shù)尺”后,，陳振龍將薯藤絞入汲水繩(另一說“編入藤籃”),，混過關(guān)卡后,，經(jīng)七晝夜航行返回福州,。航船抵達福州的日子,，是農(nóng)歷五月二十一日,。幾天后,，陳振龍之子陳經(jīng)綸草擬了一份稟貼,，游說福建巡撫金學曾“行知各屬”、“效法栽種”;與此同時,，由于擔心“土性不合”,，在紗帽池胡同住宅一帶,，陳氏父子尋“舍傍隙地”,，開始“依法栽植”。

　　四個月以后,，朱薯引種成功,。經(jīng)“啟土開掘”,，陳氏父子發(fā)現(xiàn),，朱薯“子母相連,，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棗”,。大喜過望之余,，他們給福建巡撫衙門呈上又一份稟貼,，宣稱金學曾倘若肯推廣朱薯,，將“恩同山海”,、“永垂不朽”,。對此,，金學曾同樣振奮不已,，在旌表陳氏父子此行“事屬義舉”之后，他認為朱薯的引種,，“ 雖曰人事，實獲天恩”(《金薯傳習錄》),。

　　當年冬天，來自呂宋的朱薯,，被命名為“番薯”,。

　　紅土

　　對福建生民來說,，番薯的成功引種,，可謂恰在其時,。

　　引種次年,，福建南部遭逢大旱。《漳州府志》記載：“野草無青,，禾無收,，餓民遍野”,。金學曾當機立斷,，曉諭閩南各縣廣為栽植。短短幾個月之后,，番薯大獲豐收,，饑民“足果其腹,、災不為荒”,。

　　對這個依山傍海的貧瘠省份來說,，番薯的種種特性，似乎專為它而生,，專為它的禁海時代跨洋而來,。

　　宋元時代，福建曾以通商,、貿(mào)易,、手工業(yè)、土特產(chǎn)而富甲天下,。然而,，進入明代以后，八面來風,、萬桅云集的景象,，已經(jīng)僅僅存在于先人的記憶和傳說，一去不再復返了;自從“禁海令”頒行以來,，災荒,、饑饉、“產(chǎn)米不敷”,、民生蕭條……種種苦難充斥民間,，不絕史冊。它丘陵縱橫,、紅土處處,，只有小片平原和盆地可以種植稻米;它不僅“田狹民稠”，并且土地貧瘠,、零碎,，“秋收甚薄”。以惠安縣為例,，僅隆慶五年(1561年),，這個區(qū)區(qū)萬余戶口的蕞爾小縣，“須輸入米糧約七萬石”(《惠安縣志》),。

　　此外,，臺風、暴雨,、干旱,、水利不興……所有這一切，注定了這個省份在禁海年月的赤貧破產(chǎn),。而引進番薯后,，饑饉漸漸淡出了福建。

　　它粗生賤養(yǎng),，即使“地屬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說丘陵地、紅土帶了;它淺埋土中,，風雨不能侵蝕,，“兼抗干旱”;它產(chǎn)量極高，“上地一畝約收萬余斤,，中地約收七八千斤，下地約收五六千斤”……無怪乎,，在漳州之后,，它迅速蔓延開來，并且成為這個省份此后五百年的民生象征,。

　　在福建,，番薯“初種于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田)”,。它藤蔓延伸，覆蓋了整個閩南紅土帶。時人的一份筆記記載：“遍地皆種,，物多價廉,，三餐當飯而食，小民賴之”,。隨即,，它的觸角又延伸進閩東、澎湖和臺灣,。當鄭成功船隊為臺風所困,、下令在澎湖籌糧時，糧官楊英告訴他,，當?shù)亍拔ㄓ蟹怼?楊英,，《先王實錄》)。臺灣的種植也異常普遍,。此后,，康熙初年，浙江溫州,、廣東潮汕種植番薯的記載,，也開始漸漸出現(xiàn)。不過兩代人的時間,，它已經(jīng)成為東南紅土帶“民生賴以食”,、“旱潦兇歉賴以生”的主要食物了。

　　在江南的推廣,，卻一波三折,。

　　山居

　　在陳振龍呂宋引種前后，幾個浙江籍遠洋商人也從日本帶回了薯藤,。然而,，僅僅出于新鮮，普陀山的幾個和尚才在寺前廟后種植了幾株,，它從未傳播開去,。而康熙初年，當陳家的第四代人,、陳經(jīng)綸之孫陳以柱攜薯種前往鄞縣(今寧波),，試圖讓番薯在浙江生根發(fā)芽時，他同樣鎩羽而歸,。

　　陳以柱常年在鄞縣經(jīng)商,。剛剛抵達江南時，他擔心番薯“與土宜不協(xié)”;幾個月后,，番薯“經(jīng)秋成卵,，大逾閩地”,，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效。然而,，喜出望外之余,，任憑陳以柱如何反復宣示，“教其土人如法布種”,，也沒有幾家農(nóng)戶肯接受他的薯種,。

　　在江南的失敗推廣，仿佛是番薯命運的一個隱喻,、一種象征：它是至窮至賤之物,。不論它的生長，還是它的主人,，均如此,。如果說，在福建之外的溫州,、潮汕,、臺灣，它也得以大規(guī)模種植的話,，那么,，必須認識到，這些地方的貧困,、災難,、地貌特征乃至語言風俗，和福建都差相仿佛,。它們都屬于紅土地的一角,。而對魚米豐美、異常富庶的江南來說,，這種非果非糧的食物,，幾乎是多余的。

　　或許,，也正因此,，它的又一輪傳播，只能跟隨幾百萬貧賤流民的蒼涼腳步,。

　　也是康熙初年,，為斷絕東南諸省對臺灣的供應，清政府下達“遷海令”,。船只,、房屋,、稻禾一概焚毀之外,，沿海居民全部向內(nèi)地山區(qū)遷移,，“違者立斬不赦”。在持續(xù)二十余年的遷海中,，千萬難民如同牲畜,，眼神灰蒙蒙地走向深山，“死亡載道者以數(shù)十萬計”,。僥幸活下來的人兒,，在貧瘠的坡地上開始了新的春播秋收，他們在洼地種下了稻谷,、麥子,，在丘陵種下了番薯以及另一種外來的農(nóng)作物玉米……閩西、江西,、廣西乃至安徽,，從此處處可見象征苦難的淡紫色番薯花。

　　如果說,，在遷海時期,，“哭聲震天”、溝壑以死的景象比比皆是的話,，那么,，不久后另一次規(guī)模更大、持續(xù)時間更長的西遷,，則似乎包含了微茫的希冀,。康熙三十三年,，清圣祖下《招民填川詔書》,，啟動了“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在幾十萬湖廣貧民之外,，江西,、廣東、陜西……多達十余個省份的雇農(nóng)佃農(nóng),、無業(yè)游民,，也紛紛加入了西遷的行列。這次遷徙,，涉及幾百萬人,，跨度近百年，而在浩蕩的人流中,，包含了上百萬的客家人,。正是他們將番薯帶進了遙遠的四川。

　　還不僅于此,。大移民帶來的連鎖反應出現(xiàn)了,，“湖廣填四川”之外,，是江西填湖廣、客家填江西……幾尺薯藤,，從此在長江流域處處扎根,。它并沿著一個個集鎮(zhèn)，以扇面形狀不斷擴散開來：先期到達的湖廣移民,，或以腳步丈量,，或以芭茅桿插占，圈盡了四川的良田沃土;后來的外省移民特別是客家人,，只能進入邊遠的粘土帶,、丘陵區(qū)，乃至緊挨貴州,、云南的大山深處,。在這些地方，他們丟棄了稻種,、麥種,，并以一種聽天由命的態(tài)度，年復一年地種植下番薯和玉米,。

　　乾隆年間,，大移民風潮漸漸落幕了，然而,，番薯的故事沒有結(jié)束,，盡管它已遍布了長江以南的任何一個角落。

　　它開始了向黃河流域的進發(fā),。

　　四海

　　將薯種帶到黃河流域的,，是陳振龍的又一個后裔，五世孫陳世元,。

　　作為一個籍籍無名的小人物,，史料只是勾勒了一個簡單的陳世元形象：和陳振龍一樣，他亦儒亦商,，年輕時曾是監(jiān)生;此時,，他已步入中年，并生育了三個兒子,。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他又一次以商人身份來到山東膠州(今青島)古鎮(zhèn)口時，他發(fā)現(xiàn)往昔富庶的膠州天災橫行,、饑饉四野,。他后來寫到：“時東省旱澇蝗蝻，三年為災,?！?/p>

　　他的血液里,，流淌著這個家族關(guān)于番薯的情結(jié)。而他頗有擔當,、略具古風的性格，使他從一開始,，就以浩大的手筆,、長久的努力，以及周密的思慮,，在黃河流域推廣著百余年前他的先祖從呂宋帶來的薯種,。

　　在古鎮(zhèn)口，他同樣進行試種,。不過,，風險和榮耀，此時超出了一家一姓的范圍,，他邀約他的兩個朋友,，余瑞元和劉曦加入這個事業(yè)。次年,，他們集資購買了農(nóng)具,、招募了幾名有豐富經(jīng)驗的壯年農(nóng)夫，墊付路費工錢前往膠州,。一開始,，古鎮(zhèn)口的試種失敗了，“(因)地早寒,，人不知藏種至春萌生,，(成活者)十僅二三”。

　　乾隆十六年,，他們再次集資,，“雇人回閩趕運補其缺乏”。這一年,，試種大獲成功,，“秋間挖掘，子母勾連,，如拳如臂”,。古鎮(zhèn)口居民先是“乃各駭異”，繼而“咸樂受種”,。

　　古鎮(zhèn)口推廣成功后,，他們又把目光投向了膠州、山東全省乃至整個黃河流域,。這一期間,，不僅陳世元的三個兒子,，陳云、陳燮和陳樹先后參與,，并且,，一本薄薄的《金薯種植法》也開始風行于黃河沿岸。番薯的傳播,，得到了各省地方官員的大力扶持,。

　　乾隆十八年，陳云攜帶薯種前往膠州州治,，知州周于智當即出示布告,，宣示番薯的“六利八大益”，而當?shù)嘏e人紀在譜也“各莊傳種,、受法適收”,。次年，番薯傳入濰坊,，舉人王某召集親鄰,，“競來傳習，處處埋掘”,。而不久后,，山東布政使李渭更讓人以快板的方式，在全省范圍內(nèi)推行番薯,。

　　山東之后,，是河南、直隸,。乾隆二十二年,，陳云及其幼弟陳樹以朱仙鎮(zhèn)為中心，開始了河南全省的推行;與此同時,，陳世元的兩個朋友,，余瑞元和劉曦也結(jié)伙前往北京通州，不僅試種成功,，并使番薯風行于長城內(nèi)外,。而此時，年邁體衰的陳世元,，已經(jīng)在自己福州的寓所里整理《金薯傳習錄》一書了,。

　　膠州、濰坊,、朱仙鎮(zhèn),、通州…… 這些四通八達的地名，不久后讓番薯傳習北方各省，傳習四海,。餓殍遍野的景象,，似乎漸漸淡出生民的視野了。幾十年以后,，在福州烏山,，祭祀金學曾、陳振龍二人的“金公祠”出現(xiàn)了;而不知道什么時候起,，陳振龍漸漸成為福州民眾心中的城隍神,，人們封他為“水部尚書”。直到今天,，走進福州的許多街巷，依舊可以看到他的寺廟,，他的名字,。

　　只有在歷史的深處，還殘留著一些更重大的事實與真相,。

　　余音

　　番薯傳入中國,，正值“一條鞭法”推行全國之際。它的主要內(nèi)容,，是將徭役的編征由人口轉(zhuǎn)向財產(chǎn);它對歷史的長久影響,，則是編征的權(quán)限從里甲上收到州縣。如果說,，編征權(quán)保留在里甲的時期,，人情、名聲,、自發(fā)監(jiān)督,、信息透明度……所有這些，都還殘留著民間自治的痕跡,，從而讓編征還尚顯公正的話,，那么，當編征權(quán)被上收到遙遠的州縣時,，官府與民間的對抗就不可避免地顯著,、尖銳了。當代學者吳思的《血酬定律》,，描述的大多是這一背景下的官民對抗,。

　　不僅如此。徭役的以財產(chǎn)為基準,，在制度上醞釀了人口的過度繁衍,。以福建為例，萬歷初期，人口被大量瞞報,，這是戶口急劇萎縮的最大原因;而“一條鞭法”推行之后,，人口繁衍成本大大降低，與此同時,，對社會公正的毫無信心,，迫使人們轉(zhuǎn)向人口投機。此后,，中產(chǎn)家庭開始了這樣一種生活：一個孩子務農(nóng),，以繼承家業(yè);一個孩子經(jīng)商或當手藝人，以尋求額外回報;最后,，是一個最聰明的孩子讀書,、科舉，為家庭尋求社會地位,，并為前二者提供基本保障,。

　　番薯的傳入，正在這一時期,。無怪乎,，它能夠彌漫赤貧的紅土地帶。

　　清承明制,。于是,，早在康熙五十年，在一份詔書里,，清圣祖就憂心忡忡地談到,，“戶口漸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給之虞”,。然而，他們是少數(shù)部族,，他們統(tǒng)領(lǐng)著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這不可避免地帶來他們的狹隘視野。清圣祖當年下詔,，“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增收錢糧”。

　　十一年以后,，清世宗即以此為依據(jù),，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行“攤丁入畝”政策。

　　所謂“攤丁入畝”,，即取消人頭稅,、以土地為唯一稅基,。在農(nóng)業(yè)中國的視野里，它似乎是抑制兼并,、杜絕貧富懸殊的善政;然而,，在人丁過剩、土地嚴重不足的年月,，它打開的卻是人口過度繁衍的最后一道閘門,。乾隆十四年，正是陳世元目睹膠州災荒的年份,，又一次全國性人口普查進行著,。不久后，各部,、各省,、各地官吏紛紛上表，祝賀全國人丁達到1億7千7百萬有余,，并認為它是盛世的象征,。而在雪花般飛舞的上疏背后，則是一幅暮氣沉沉的社會景象,。

　　“平余”,、“重戥”,、浮收,、折扣，種種陋規(guī)層出不窮,。在人多地少,、官吏腐敗的前提下，小農(nóng)經(jīng)濟被不斷被細化,、強化,。為了填飽肚子，農(nóng)戶最大可能地排斥商品消費;幾乎家家織布,，用于商品生產(chǎn)的32錠紡車消失了;曾經(jīng)盛極一時的手工業(yè)投資,，也被高利貸和土地投資普遍取代……西方觀察家所稱的“低水平均衡網(wǎng)”出現(xiàn)了。

　　更重要的是,，在兩次重大財稅改革,、人口繁衍成本不斷降低的條件下，在公正缺失,、人口投機成為必要的背景下,，唯一可能的平民出路，在于生育,。無論“多子多?！?的迷信，還是“人多力量大”的鄉(xiāng)間生計，都驗證了這一點,。然而,，作為投機行為，失敗必定多于成功,。于是,，番薯、玉米,、馬鈴薯和高粱,，漸漸成為了蕓蕓眾生的主要食物。

　　雜糧流傳越廣,，林地越是稀疏,，旱澇蝗災越是頻繁，而黃河也越來越難以馴服……人口,、雜糧和災害的惡性循環(huán),，就這樣不斷加劇著。所有這一切,，最終勾勒了一個毫無希望的老大帝國,。

　　而番薯，也因此夾雜在晚期帝國的余音中,。